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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新

2015年10月，原告佰利蘭德公司委托被告地中海公司出運一個40尺高柜，起運港寧波，目的港巴西納維根特斯，運輸條件為CY－CY，運費預付。佰利蘭德公司向貨運代理人支付了海運費、改港費以及人民幣費用。涉案貨物出運后，因國外買方未付款買單，全套正本提單仍由佰利蘭德公司持有。同年12月，涉案集裝箱在目的港被卸至Portonave碼頭，并在巴西外貿綜合系統辦理了相關登記，隨后該集裝箱被海關當局轉移至POLY港口保稅碼頭。POLY港口保稅碼頭在接受貨物后將涉案集裝箱貨物交付給收貨人。佰利蘭德公司認為地中海公司存在無單放貨的行為，要求其承擔無單放貨的民事責任。

承辦法官：胡建新

裁判要旨

寧波海事法院一審判決認為，

根據我國海商法的規定，憑正本提單交付貨物是承運人履行運輸合同的基本義務，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無正本提單交付貨物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條的規定，“承運人依照提單載明的卸貨港所在地法律規定，必須將承運到港的貨物交付給當地海關或者港口當局的，不承擔無正本提單交付貨物的民事責任”。涉案貨物運輸的卸貨港為巴西納維根特斯港，根據依法查明的現行有效的巴西法律，涉案貨物的接收或交付只能在保稅港口和碼頭執行，承運人必須將貨物交給港口；承運人責任期間（自接收貨物上船時起至交付給目的港船邊的港口或碼頭止）及港口責任期間（自貨物進入港口的倉庫、堆場或其他指定的倉儲地方時起至交給船舶或收貨人止）的規定，決定了港口不可能成為承運人的代理人；地中海公司已將涉案貨物運至巴西目的港并按照巴西法律規定將貨物交給Portonave碼頭，應當視為其已完成了運輸合同下的義務。貨物隨后被海關當局轉移至POLY港口保稅碼頭，最后由POLY港口保稅碼頭向收貨人交付了貨物。盡管巴西現行法律規定，進口申報單需由正本提單或同等效力文件、出口商簽字的正本商業發票、裝箱單、根據國際慣例或特殊法律規定的其他相關文件等組成，同時也沒有證據顯示涉案貨物被確認為“綠燈貨物”（即無須進行任何文件核對和實品檢驗即可自動清關的貨物），但審核放行和實際交付貨物的并不是地中海公司或其代理人，佰利蘭德公司沒有證據證明地中海公司向收貨人提供了正本提單或其他同等效力的文件如提貨單，佰利蘭德公司認為地中海公司仍對卸至保稅碼頭的涉案貨物具有控制權缺乏依據，故地中海公司對涉案貨物被收貨人提取不應承擔賠償責任，該院依法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經審查后認為，

第一，地中海公司已提供證據證明巴西海關對于港口貨物進出口和搬運以及貨品保管人在送交貨物上的控管，在外貿綜合系統中的水路貨物管控模塊上操作；保管人在系統中登記貨品送交事宜后方可放貨給進口商；船公司在運費未付清或共同海損款項未結清時，才有權扣留存放在保稅倉庫的貨物；進口申報由進口商進行，進口申報單由以下文件組成：正本提單或同等效力文件，出口商簽字的正本商業發票，裝箱單，根據國際慣例或特殊法律規定的其他相關文件。其后海關按照綠燈、黃燈、紅燈、灰燈四種通關模式放行，查驗措施各有不同。

第二，卸貨港法律規定承運人及港口責任期間分立。

第三，目的港碼頭公司出具的聲明中陳述涉案集裝箱已被海關當局轉移至POLY港口保稅碼頭。綜上，應認為地中海公司已完成對卸貨港所在地法律存在“必須將到港貨物交付給當地海關或港口當局”這一規定的證明。而佰利蘭德公司方面：首先，報關是收貨人義務，提單原件由佰利蘭德公司持有，與作為承運人的地中海公司無關；《商務部公平貿易局關于巴西無正本提單提貨的新規說明》的有關內容應予認定，但該說明雖提示了可能由于承運人與進口商勾結產生無單放貨的風險，但并不等同無單放貨一定是承運人與進口商勾結產生，佰利蘭德公司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存在地中海公司與收貨人的勾結。其次，在運費未付清或共同海損款項未結清時有權扣留存放在保稅倉庫的貨物，通常意味著申請扣押，也并不表明地中海公司實際控制貨物。故地中海公司已證明其依照提單載明的卸貨港所在地法律強制規定，將承運到港的貨物交付給當地海關或者港口當局，依法可免除涉案貨物被無單放貨本應承擔的責任，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予以維持。

典型意義

目的港巴西無單放貨糾紛，這是外貿、航運及貨代業界經常討論的話題，《商務部公平貿易局關于巴西無正本提單提貨的新規說明》明確指出，出口到巴西的貨物存在被無正本提單提取的風險。 

寧波海事法院審結的這一案件說明：出口至巴西的貨物承運人并不當然應承擔無單放貨責任，承運人責任截止于貨交目的港港口當局，與港口責任分立，只有在國內出口方有證據進一步證明承運人促成或幫助巴西收貨人無正本提單提取貨物時，才有考量承運人承擔無單放貨責任的事實基礎。

由此可見，此類案件中，國內出口方的舉證責任并不停留在證明無正本提單情形下貨物被提取即可，而需更進一步地證明貨物進入目的港港口當局后，承運人對貨物提取存在“原因力”方面的行為或責任。但這方面的證據取得并非易事，這也使得出口至巴西的貨物以海上運輸合同關系為訴訟標的的司法路徑存在更多訴訟風險。

鑒于此，國內相應出口方即賣方市場主體應適當注意：

1.盡量達成CIF或CFR貿易術語，在失去貨物控制權前收回貨款；

2.注重貿易相對方資信審查；

3.要求貿易相對方提供履約擔保，購買相應風險信用保險； 

4.注重目的港貨運代理選取，確保其能夠協助控單、控貨、追蹤貨物去向或搜集有關證據；

5.若以無單放貨起訴承運人，則應在舉證方面進行更為充分與深入的準備，否則訴訟風險較大；

6.類似情況下，作為出口方的賣方，相較于在國內起運港向承運人主張無單放貨責任，相對較為可行的救濟手段還可以是到目的港向收貨人與港口放貨方等實際提貨人與放貨人提起訴訟。

盡管這一途徑也是困難重重，但舉證方面的責任可以減輕一些；這一途徑的救濟，一方面可以讓可能存在違規操作的交付或接受貨物者承擔責任，同時，也可以發現承運人是否存在共同過錯。但總體而言，無論是在起運港起訴的勝訴難度還是在目的港起訴的高成本，其中的風險自此類貿易或交易發生時便已伴隨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