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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同志們：

按照會議議程安排，下面，我就當前民事審判工作中需要重點注意的具體問題談幾點意見。

一、關于房地產糾紛案件的審理問題

房地產糾紛案件的審判是民事審判的重要組成部分，審理好房地產糾紛案件對于貫徹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國家房地產政策的調整，2014年以來，全國法院受理的房地產案件類型也隨之發生變化。從我們調研了解的情況看，近三年來房地產案件呈逐年上升態勢，但區域分布不均衡，一、二線城市緩慢增長，三、四線城市，尤其是前期房價漲幅較大的三、四線城市，案件數量增長較快，個別城市呈爆發式增長。要按照中央關于調整產業結構、繼續穩控房地產市場的目標開展好房地產案件審判工作。

第一，要通過案件的審理引導建立健康有序的房地產市場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直堅持以依法維護各方當事人權益、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作為審理此類案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這個理念和思路沒有變。在此，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房地產市場行情變化與法院的受案數量、案件類型、裁判尺度、司法政策等有著直接關系，要根據房地產市場變化的不同，找準貫徹這個理念和思路的側重點和著力點。隨著部分二、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逐步轉變，開發商訴請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返還土地出讓金的案件以及買受人主張合同無效或解除合同的案件增長較快，一房多賣、重復抵押、虛假按揭等違背誠實信用的現象大量存在。要注重發揮合同效力的多層次性，慎用合同無效。要注意區分房屋質量不合格和一般性瑕疵，準確判斷當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權，引導樹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意識和契約精神，防止通過法院判決的形式，助長有違誠信原則的惡意毀約行為。對于開發商確因資金鏈斷裂無力交房或無法辦理房產證的，也要及時通過合同解除等方式依法保護購房者的利益，同時依據法律規定適度分擔損失，更好平衡各方利益。要密切關注因房地產價格下跌產生的群體性事件，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的溝通協調，及時做好處置預案，防止產生連鎖反應。

第二，要注意房地產買賣與民間借貸相交織類型案件的特點。房地產不僅是具有居住功能的消費品，也是融資投資的工具，甚至具有資本市場上金融產品的某些特征。要尊重該類案件特殊的規律，對于既簽訂民間借貸合同又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要具體分析，既要準確理解《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編者注)第二十四條關于法律行為性質的界定，又要注意區分不同案件基本事實，尊重市場主體的交易安排，避免機械適用。比如先簽訂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無力還債，雙方又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將前期借款轉為購房款的，就不應再定性為借款法律關系。當然，要嚴格禁止變相高利貸、流押等不法行為；對于房地產商非法融資及一房多賣、重復抵押的，在相對人均為善意的情況下，要按照物權優先于債權的原則、物權成立時間先后以及合同履行情況等，確定權利優先保護的順位。尤其要注意正確認識占有的權利推定效力，妥善處理占有與登記之間的沖突，依法保護合法占有人的權益。

第三，關于處分權受限制的房地產轉讓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問題的實質是公權力對私法自治的評價。大家都知道，在房地產領域，存在土地出讓、合作開發和房屋買賣的一、二、三級市場，從公權力的干預程度上看，是依次減弱的，因此，在對合同效力的把握上，也要依次放寬。要特別注意這三個市場在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法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安排和規則。實踐中，出賣人在簽訂房產轉讓合同時未取得房屋所有權證書、未經其他共有權人同意或者房產已經設定抵押或被依法查封的，房產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爭議較大。我們認為，總體上看，房地產轉讓已經屬于房地產三級市場，應該更多地發揮私法自治的功能。具體法律適用上，《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編者注)雖然主要適用動產，但在不動產交易上，也要與該解釋第三條規定的精神保持一致，要正確適用合同效力和物權變動區分原則，發揮合同法和物權法在不同交易階段的調整功能，既要嚴格體現合同對當事人的拘束力，也要通過物權變動的管制保障國家相關政策貫徹落實。對這類合同不宜簡單認定合同無效，可以考慮根據當事人過錯程度，通過違約責任來平衡雙方利益。

二、關于物權糾紛案件的審理問題

物權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支柱性法律。物權法理論性強，與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聯系緊密，同時，對物權的保護又分散在各類民事糾紛案件中，審理難度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經過幾年的醞釀和反復研究論證，就物權法中涉及登記、共有、善意取得等問題起草的司法解釋即將出臺。這里也先和大家通個氣，司法解釋出臺后，各地民事審判部門要認真組織學習，充分運用到具體審判實踐中。我重點談一下不動產統一登記問題。2015年3月1日《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施行，大家要充分認識到這個條例對維護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保障權利人合法權益的重要意義。

第一，堅決維護登記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要嚴格適用物權法第九條規定，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情形外，對未予登記的不動產物權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行為，依法確認其不具有物權變動效力。在對外關系上，要維護不動產登記的權利推定效力，依法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交易安全。

第二，注意區分不動產登記的內部和外部效力。不動產物權變動是法律行為及其他法律事實的產物，不是登記機關登記行為的產物，不動產物權登記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要件”而非“原因”。不能因為法律將登記作為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而錯誤地認為財產權是登記機關賦予的。對發生爭議的不動產物權歸屬的最終判斷，不能唯登記論，應當依賴于對物權變動原因的法律事實的審查。

第三，正確處理程序問題。要澄清和糾正實踐中涉及不動產物權因登記取得和變動的訴訟只能通過行政訴訟解決的錯誤觀念，應將不動產物權歸屬及民事基礎法律關系等爭議，依法作為民事案件審理。同時，要注意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有關行政和民事交叉訴訟制度的安排，對已經在行政訴訟中受理了相關民事爭議，當事人又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依法不予受理。

三、關于婚姻家庭、繼承糾紛等家事案件的審理問題

對未成年人、婦女和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傾斜保護，不僅是社會共同體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弘揚中華傳統道德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家風、家德、家教建設的重要內容。對家事審判的整體裁判思路和理念，下午杜萬華專委要作為一個重要問題專門講，我只談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每年全國兩會后，也總有一定數量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建議、提案是針對此問題提出的，今年尤其多。

夫妻一方舉債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非常復雜，不僅存在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舉債給其配偶造成損害的情況；也存在夫妻合謀以離婚為手段，將共同財產分配給一方，而將債務分配給另一方，借以達到逃避債務、損害債權人利益目的的情形。從我們了解的情況看，各地法院對這個問題爭議也非常大，包括共同債務除借款外是否還包括侵權等其他債務；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標準外，是否要考慮增加“為了家庭共同利益”的標準；在舉債人配偶一方舉證證明舉債人所借債務明顯超出日常生活及生產經營所需，或者舉債人具有賭博、吸毒等不良嗜好的，舉證證明責任能否轉移等問題。這些問題目前爭議都非常大，我們也正在研究中。總體意見是，處理這類糾紛一定要兼顧債權人信賴利益的保護和婦女兒童權益的維護兩個方面。

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的考量，應區分規制不同的法律關系，分別適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條和《婚姻法司法解釋(二)》[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編者注]第二十四條予以解決。在涉及夫妻債務的內部法律關系時，應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進行認定，即在夫妻離婚時，由債務人舉證證明所借債務是否基于夫妻雙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舉證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在涉及夫妻債務的外部法律關系時，應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規定進行認定。但是，在該條“但書”規定的兩種情形外，可以考慮增加一種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舉證證明所借債務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擔償還責任。

對于舉證證明責任問題，我重點強調一下，切忌僵化機械理解舉證證明責任，要注意根據不同案件事實，區分爭議點是配偶雙方內部關系還是與債權人之間的外部關系，合理分配舉證證明責任，同時注意舉證責任的轉化。如果債權人對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提供初步證據后，舉證證明責任就應轉化為舉債人的配偶一方，由舉債人配偶一方對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抗辯承擔舉證證明責任，當然如果舉債人配偶一方舉證證明舉債人所借債務明顯超出日常生活及生產經營所需，或者舉債人具有賭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所借債務發生在雙方分居期間等情形的，舉證證明責任就相應地轉回到債權人一方。對此，我們主要擔心的是因舉證證明責任分擔不當，導致極端個案發生，造成極其不好的社會影響。希望各高院民一庭庭長回去后對各自轄區的民事審判部門強調這個問題，尤其是要跟基層法院的法官講清楚，防止極端個案出現。最高人民法院也將進一步加強對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指導，精選和發布相關指導性案例，明晰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標準，統一司法裁判尺度。

第二，要通過裁判弘揚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比如，前不久有媒體報道一個廣東法院的判決，我覺得有非常好的指引作用。一個老人蘇老太好心送了幾根香蕉給女孩小覃，小覃又將其中一根香蕉轉送給了她的小伙伴婷婷，婷婷吃香蕉時不慎吸入氣管導致窒息死亡，婷婷家人將蘇老太和小覃爺爺告上法院，索賠73.8萬元。一審法院作出了駁回訴訟請求的判決，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法院在判決說理部分闡述了這樣一段話：法律應當鼓勵民事主體積極地展開社會交往，未成年人間無明顯安全隱患的食物分享行為不能認定有過錯。這個判決很好地宣傳和弘揚了互幫互助、團結友善的良好道德風尚，值得肯定。在處理類似案件時，不能和稀泥，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要理直氣壯地弘揚積極的道德觀。要通過判決說理，清晰地傳達我們這個社會支持什么，反對什么，贊揚什么，唾棄什么，不僅要讓民眾明是非，而且要知善惡、辨美丑。

第三，關于繼承糾紛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實踐中爭議也比較大，涉及對繼承法第八條如何理解的問題。我們認為，要考慮繼承法出臺的背景和社會經濟條件因素，不能機械適用。如果對繼承人資格不存在異議，只是涉及遺產分割的，可以根據《民通意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編者注]第177條規定，按照共有財產分割的思路，不適用訴訟時效。對于需要確定繼承人資格等不僅僅涉及遺產分割的案件，在相關法律沒有修改前，仍要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當然，如果存在個別繼承人惡意隱瞞財產等情況的，也可以通過適用《民通意見》第177條、第167條、第169條的規定，用延長最長訴訟時效的辦法予以解決。總之，要注意通過民事審判，促進道德建設，維護和諧美滿的家庭關系和孝老愛幼的親情關系。

第四，關于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當事人的情感、隱私、風俗習慣等很多倫理因素，要盡量避免法律的剛性對婚姻家庭和未成年人生活的傷害。我們傾向認為，原則上應根據婚姻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將探望權的主體限定為父或者母，但是可以探索在特定情況下的突破，比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替已經死亡或者無撫養能力的子女盡撫養義務時，根據婚姻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可以賦予其探望權。

四、關于侵權責任糾紛案件的審理問題

侵權案件的審理涉及對廣大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護，是最基本的民生，尤其要予以關注。從目前司法實踐看，有五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關于社會保險制度與侵權責任的關系。社會保險作為一種社會性風險分擔機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而侵權責任是行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權益所應承擔的責任，兩者在立法目的、價值取向、保護范圍、適用條件等方面均有明顯不同，原則上不存在沖突。我特別強調兩點：(1)社會保險制度是對受害人的一種基本社會保障，沒有分散侵權人侵權責任的功能，第三人的侵權責任不能因為受害人獲得社會保險的給付而減輕或免除；(2)要注意保護社會保險管理機構的追償權。如果社會保險制度規定社會保險管理機構向受害人支付保險待遇后有權就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向侵權人追償，在相應的侵權糾紛案件中，可以通知其參加訴訟。

第二，關于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的審理。近幾年來，醫患關系日趨緊張，時有惡性事件見諸報端，對此，一定要加以重視。審理此類案件的總體思路和理念是，要通過司法審判引導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維護社會穩定。既要通過舉證證明責任、證明標準等法律技術手段充分保護患者的合法權益，也要注意醫學面對的領域永遠是未知大于已知、醫護人員的職業特殊性和病患復雜性等特點，為醫學發展和醫療水平的提高提供司法保障。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中，最關鍵的是舉證證明責任分配和鑒定問題。2011年的會議紀要[即《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法辦〔2011〕442號)——編者注]對舉證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我們也放到了本次會議紀要中，大家要把它作為審理相關案件的基本指引。此外，由于醫療糾紛問題專業性強，可以考慮引導當事人通過申請專家輔助人的方式查明事實，分清責任。鑒定亂、鑒定濫依然是審理此類案件的瓶頸。目前，國務院正在修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其中對鑒定問題也有較大改變，要密切關注條例的修訂情況。2014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還參加了中央主導、國務院衛計委牽頭的“平安醫院”建設活動，取得了豐富成果，我們將適時對成果進行轉化，以指導全國醫療糾紛的審判實踐。

第三，關于利用信息網絡侵權案件的審理。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利用互聯網侵害他人權益的案件大量增加，新的案件類型也不斷涌現。各級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判斷互聯網行業的責任時，要注意結合有關部門關于互聯網行業管制規范確定互聯網企業的注意義務。二是要注意及時充分了解互聯網新技術的發展。要看到，新一輪的產業革命與互聯網技術是緊密結合的，要注意在鼓勵新技術發展與個人權益保護之間保持適當平衡。三是要合理區分商業判斷與人民法院司法判斷之間的界限。在侵害于互聯網平臺設立的商家商業信譽的案件中，對于互聯網平臺的責任，要尊重互聯網平臺事先設定的商業信譽評價規則；對于其他網絡用戶的責任，要依據一般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加以判斷。

第四，關于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的審理。目前審判實踐中需要注意三個方面：一是要加強訴調對接機制建設。要積極探索與公安交警部門、保險行業、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機制相互結合，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糾紛解決的多元機制，實現裁判規則的透明化和統一化，減少案件的成訴數量。二是要貫徹糾紛一次性解決的民事訴訟理念。由于絕大多數交通事故都涉及機動車保險問題，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根據《道交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編者注)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在當事人請求的前提下，把相關保險問題放在同一案件中處理，不作人為拆分，避免因同一糾紛產生多次訴訟，增加當事人的訴累。三是要貫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價值判斷。在機動車與行人、非機動車的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中，應根據該法第七十六條規定，通過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實現對行人、非機動車一方的過錯評價。同時注意，不應支持機動車一方請求行人、非機動車一方賠償的訴訟主張。

第五，關于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問題。由于侵權責任法沒有對人身損害賠償標準作出明確規定，目前仍要以《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編者注)為依據。當然，鑒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的不同以及城鎮化進程的差異，也要積極探索研究賠償標準的靈活運用。一是根據當地城鎮化進程的要求，探索研究適用城鎮標準和農村標準的具體考慮因素；二是要注意被扶養人生活費與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一致性。

五、關于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產能過剩領域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將面臨困難，相應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有可能大幅上揚，對此要做好充分預判。妥善審理好此類案件，對于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必須高度重視。

第一，要繼續堅持依法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與企業生存發展并重理念。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要堅持這個理念。對此，今天我再強調一下。勞動者和企業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不能將勞動者權益保護與企業生存發展對立起來。要努力尋求兩者之間的最佳平衡點和結合點，把保護勞動者眼前利益、現實利益同保護勞動者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化解雙方具體利益上的相對差異。

第二，要區別案件不同情況，采用不同處理方法。對暫時存在資金困難但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盡量通過和解、調解等方式，鼓勵勞動者與企業共渡難關，避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對那些因產能過剩被倒逼退出市場的企業，要防止用人單位對勞動者權益的惡意侵害，加大審判和財產保全、先予執行力度，最大限度保護勞動者權益。對地區、行業影響較大的產業結構調整，要提前制定勞動爭議處置預案，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協同聯動機制和糾紛化解合力。

第三，要整體理解和把握法律、司法解釋規定。避免因對法條的孤立、片面理解而產生法律適用錯誤。要依法維護勞動用工制度改革成果，準確界定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的界限，切忌脫離法律規定和客觀實際將勞動關系泛化。